中國古代刑事法制的歷史特點

中國古代刑事法制的歷史特點

以刑法為核心內容的古代法制不僅對社會正常運轉發揮著重要作用,其本身也凝聚著古人治國理政的成功經驗和法律智慧,值得進行深入總結和研究。

一、德法互補、寬猛相濟。德法互補、寬猛相濟,既是中國古代君主推行的法治政策,也是中國傳統法治文化的精髓。周在立國之初汲取商“重刑辟”、失德失民的亡國教訓,提出了“明德慎罰”的政治主張,強調國家治理應以教化為先,教化無效方施以刑罰,主張“殄戮多罪,亦克用勸;開釋無辜,亦克用勸”(《尚書·多方》),即通過殺戮罪大惡極者與釋放無罪之人以勸勉百姓向善。德法共治的思想為歷代所沿襲和發展,并不斷賦予其更豐富的內涵。唐朝以國家律典的形式,在《唐律疏議》中明確指出,“德禮為政教之本,刑罰為政教之用,猶昏曉陽秋相須而成者也”,將德禮、刑罰的本用互補關系喻為“昏曉陽秋”的自然規律。康熙、乾隆也反復強調治國應“以德化民,以刑弼教”,推行德法互補的政治法律政策。

德法互補的治國思想在實踐中體現為寬猛相濟。一方面,常態下刑法應輕重適宜。“寬”表現在古代的制度中充分體現“德”的要求,慎刑恤殺、矜老恤幼;而“猛”則突出表現在對于“十惡”等危及統治秩序、破壞禮制等行為進行嚴厲懲處,法與德、嚴與寬相互協調、相輔相成。另一方面,動態上刑法應“世輕世重”。《周禮》提出“刑新國用輕典”“刑平國用中典”“刑亂國用重典”的觀點,即國家應根據社會發展情勢和犯罪趨勢的變化調整“寬”與“猛”之間的關系,選擇輕重不同的刑罰與之相適應。文景、貞觀、康乾等盛世社會秩序穩定,因而一改前朝之嚴刑峻法,實行“平世用輕典”。明成祖即位初,為維護政權穩固,敕令恢復已幾近閑置的《明大誥》的效力,永樂十九年后鑒于社會穩定、《明大誥》用刑過于酷烈,又敕令“法司所問囚人,今后一依《大明律》擬罪,不許深文,妄行榜文條例”,要求諸司審判案件皆依《大明律》科斷,違者追究司法審判人員的法律責任,體現出君主對寬猛相濟、“世輕世重”這一司法策略的運用。清朝在社會治理以及刑罰適用過程中,非常重視寬嚴之間的權衡,乾隆多次提出治理國家之道“若嚴而至于苛刻,寬而至于廢弛”,因而應當寬則糾之以猛、猛則濟之以寬,以實現寬嚴相濟(《清高宗實錄》)。德法互補、寬猛相濟的法治政策,既能有效遏制民眾的犯罪動機,又能減輕刑罰在民眾心目中嚴苛、冰冷的固有印象,對恢復、維護社會秩序具有積極意義。

二、援法斷罪、罪刑均衡。援法斷罪、罪刑均衡,是中國古代刑法在立法、司法上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則。

援法斷罪是指判斷罪行的有無、輕重及對罪行的處罰應當依照法律進行。周公曾言“用其義刑義殺,毋庸以次汝封”,提醒康叔不要以國君身份干涉司法活動,反對決斷刑罰時摻雜個人感情或徇私枉法,以維護法律的公正(《尚書·康誥》)。唐貞觀、開元時期,將斷獄和定罪量刑標準通過立法形式加以明確,“諸斷罪,皆須具引律令格式正文。違者,笞三十”,要求官員審理案件要依法進行,否則須承擔法律責任。清代順治、康熙也積極倡導并身體力行“依法而治”“持之以平”的司法原則,不僅規定“凡斷罪,皆須具引律例,違者笞三十”,還通過律文中的小注及四條附例,對援法斷罪適用進行嚴格規范(《大清律例·斷罪引律令》)。

罪刑均衡的基本含義是重罪重罰、輕罪輕罰、罰當其罪、罪當其罰。明賞信罰是法律公平的要求,也是正確適用法律的標志,能否賞罰得當關乎人心向背、社稷穩定,因而刑事立法與司法中對刑當其罪尤為關注。周時刑律中關于區分眚、非眚、非終、惟終,即過失與故意、偶犯與慣犯等相關規定,已經體現出罪刑均衡的思想和要求。漢文帝曾提出“法正則民愨,罪當則民從”(《史記·孝文本紀》)的觀點,景帝更明確指出“罪大者罰重,罪小者罰輕”(《漢書·景帝紀》),揭示出罪刑之間的內在聯系。《唐律疏議·名例》在開篇即明確指出“名因罪立,事由犯生,命名即刑應,比例即事表”,意為罪名與刑罰源自犯罪行為,罪名確立,相應的刑罰就隨之而至,體現出罰因罪生、刑罰的輕重與罪行相適之意,而唐律中通過對不同行為、情節、入罪標準及處罰所作的具體規定,無不體現了對罪刑均衡的追求。

三、慎刑恤罰、從嚴治吏。慎刑恤罰、從嚴治吏是中國古代刑事立法的內容特征和司法態度。文景時期秉承寬省刑罰的政策,不僅盡除“收孥諸相坐律令”,廢“誹謗、妖言之罪”,“欲令治獄者務先寬”;并進行了著名的刑制改革,用髡刑、笞刑取代了黥、劓、刖等割裂肢體之肉刑,改終身勞役刑制為有期限的勞役刑制(《漢書·刑法志》)。漢景帝曾頒詔強調“獄,人之大命,死者不可復生”,規定了“上具獄”的死刑多重上奏、復奏的程序(《漢書·景帝紀》)。唐太宗追求仁政,一改隋末的嚴刑峻法,立法“務在寬簡,取便于時”,“凡削繁去蠹,變重為輕者,不可勝記”。唐太宗認為“死者不可再生,用法務在寬簡”(《貞觀政要·刑法》),在立法上大力削減死刑條文,“自是比古死刑,殆除其半”。反對連坐,主張“反逆者,祖孫與兄弟緣坐;惡言犯法者,兄弟配流而已”,并用加役流取代了部分死刑(《舊唐書·刑法志》)。在司法上對重大疑難或死刑案件實行“三司推事”及“九卿會審”的復核制度,通過官員會同審理以示對死刑之審慎。唐玄宗更于天寶六年借助《南郊推恩制》提出“施令約法,已去極刑”,主張廢除死刑(《冊府元龜》)。恤刑恤殺、尊重生命的立法思想,合理的制度設計以及慎重的司法態度,使得這一時期執行死刑人數幾乎達到歷史最低點,貞觀四年天下斷死刑僅二十九人,玄宗開元十八年死刑僅二十四人。乾隆時期,通過成熟完善的秋審、朝審制度專門復核地方上報的死刑案件,使死刑的審理與復核更加嚴格,將慎刑慎殺的法律思想發展到新的高度。

與刑罰寬緩形成鮮明對比的,是對于官吏貪腐行為之嚴厲懲處。漢文帝重刑治貪,他贊同大臣提出的立法建議,官吏枉法受賄或監守自盜經查實后可判處“棄市”,這一舉措在當時刑罰寬省的整體氛圍之下極大地震懾了各級官吏。唐太宗時期對官吏犯罪在立法上不僅法條詳盡、設禁嚴密,還從嚴懲處,“深惡官吏貪濁,有枉法受財者,必無赦免。在京流外有犯贓者,皆遣執奏,隨其所犯,置以重法”(《貞觀政要·政體》)。明永宣時期,對官吏諸如失職、瀆職、貪污受賄、朋比結黨等行為皆嚴法以治,如明律把貪贓分為監守盜、常人盜、竊盜、枉法、不枉法與坐贓等六種,且繪六贓圖標于律首以示重懲貪墨之罪。乾隆時為便于御史監察官員,先后制定了《京察濫舉處分條例》《侵虧案條例》等十多種懲貪治吏職官條例,并規定凡侵貪千兩以上者,執行斬監候。慎刑恤罰有利于建立良好的生產、生活關系,促進生產力的恢復與發展;從嚴治吏有利于制約權力、澄清吏治。二者有效結合為古代社會穩定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政治、經濟環境。

責任編輯:李賢博校對:張凌潔最后修改:
0

重庆快乐十分计划